在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兴华村，浙江原初酒业有限公司创始人周明亮被村干部的激情感染，将创业重心转移至此。2022年，在兴华村的大力支持下，这名“80后”承包兴华村300亩土地种植高粱，后在柯桥区拓展至3000余亩。他投资建设标准化酒厂，实现从种植到酿造的全链条把控。2025年下半年，其项目接待研学团1.5万人次，并与街道合作推出“鉴湖白、湖塘红”等共富产品，带动周边杨梅农户增收。

周明亮的故事并非孤例。从浙北平原到浙南山地，一支充满活力的“新农人”队伍正在改变浙江乡村的面貌。

这些“新农人”中，有大学毕业生、返乡农民工、退伍军人等，他们带着新思维、新技术和新渠道回到乡村。

浙江省系统构建的政策体系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坚实支撑。例如，省财政厅聚焦农业强国建设，重塑财政支持政策，从“支持提升农民素质”优化为“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”，再到支持现代“新农人”培育和乡村人才振兴“四链”融合发展集聚区试点。不仅如此，2025年，省财政下达首批次补助资金1.2亿元，支持建德等地引进培育现代“新农人”。

浙江“新农人”的兴起，得益于深厚的“千万工程”基础。经过二十余年持续推进，“千万工程”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在安吉余村，曾经的矿工后代转型成为生态导游、民宿主理人和电商主播；在德清县莫干山镇，海外归来的设计师将农房改造成网红民宿……

浙江的实践表明，“新农人”不仅是乡村的“新鲜血液”，更是乡村价值再造的引领者。

在繁荣表象下，“新农人”群体面临多重困境。资金支持虽足，但基于人口与产业结构现实，要让他们“愿意来、留得下”仍非易事。

一方面，浙江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，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7.36%。浙西南山区受自然条件制约，农村空心化与人才匮乏尤为严重。

另一方面，区域发展失衡明显。杭州、宁波、温州集聚了全省大部分“新农人”创业项目，衢州、丽水等地则相对稀缺。

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地域分布上，也反映在产业类型中。大多数“新农人”集中在农产品电商和乡村民宿两大领域，而现代农业技术、农产品深加工、乡村文旅融合等高端业态人才依然匮乏。许多项目仍停留在“种养+销售”的简单模式，缺乏与精深加工、休闲体验、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深度融合。

浙江省政协委员、宁波归本水稻农场负责人汪琰斌对此有切身感触，他认为，“新农活”缺“新农人”，现有政策更偏向一产“田秀才”，二、三产所需加工研发、品牌营销、数智运营等人才缺口较大。

记者认为，这些困境共同构成了浙江“新农人”发展的天花板，也揭示了乡村“人才赤字”问题的复杂性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浙江也积极探索和高校、知名企业、金融机构等主体的深入合作，力争从技术指导、平台资源、资金支持等多方面为“新农人”赋能。

如台州天台县龙溪乡通过“青年创业扶持计划”吸引“新农人”。30岁的吴梦杰于2023年前来运营龙潭幽谷景区，她主动与各地旅行社对接客源，通过社交媒体增加流量，升级“飞拉达”、自助烧烤玩法，迅速打开发展空间，每年引进游客10万余人次，带动周边20余位村民就业，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。

可见，尽管“多重门”存在，但有针对性突破仍能让“新农人”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彩。

破解乡村“人才赤字”，需要“新农人”，但也不能仅靠“新农人”。要探索一条系统化、生态化的人才振兴之路，其核心是构建一个让“新农人”能够扎根、成长、绽放的完整生态系统，浙江正沿此路笃定前行。

政策协同创新是基石。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乡村人才振兴“四链”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，省财政对每个试点县（市、区）给予最高5000万元补助，重点打造乡村创业创富平台。相较于广东的单一补贴，浙江的“四链融合”更注重系统性支持，推动人才与项目一体布局、产业与人才相互赋能。例如，丽水市松阳县出台《松阳县实施“新农人”培育“阳光雨露”行动若干举措(2024-2027年)》，构建全流程、多层次的“新农人”培育体系，并探索乡村运营师“县招乡用”模式。

在培训体系上，浙江正从“教技术”向“培生态”转变。杭州的“新农人MBA”课程涵盖品牌建设、电商运营等；绍兴创建“数字农人”实训基地，通过虚拟仿真等方式教授智慧农业技术；湖州将为每位新返乡的“新农人”匹配一位行业导师，开展为期一年的创业指导。

改善乡村发展环境是浙江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举措。浙江持续深化“千万工程”，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。在义乌，政府打造了“乡村创客社区”，为“新农人”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、共享办公设施和专业服务；在温州，乡村人才公寓建设项目为外来“新农人”解决了住房问题……

浙江还注重营造“新农人”文化生态，通过创新创业大赛、设立节日、故事分享会等活动，增强其群体认同感与凝聚力。

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浙江特色的“新农人”生态系统，形成了一条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乡村人才振兴路径。